浦东机场客流连续4天回升，16日进港旅客1.96万人次

整个社会杠杆太高，就会引爆下一轮金融风险。

失控的关联交易将导致银行面临的信用风险集中化，不合理地推升银行的风险承担。为了保护存款人利益，主要股东的高风险偏好与道德风险需得到约束。

  一 商业银行股权监管的演进逻辑与背景   利益相关者至上的原则是银行有效治理框架的基础，对银行股东的责任标准应高于非银企业。一些由控制权纽带组成的民营企业集团激进拓展业务领域，造成资金链紧张，从而被动放大融资需求，扭曲了民营企业入股银行的动机与行为。从股东行为规范到业务类型准入，通过合理限制主要股东的经营范围降低风险传染的可能性。十九大提出：健全金融监管体系，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关于监管协同，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

其一，为分析股东关联情况提供支持的信息配套设施构建滞后于监管要求，导致穿透识别控制人存在实际难度。在了解实际控制权分布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评估股东资质，有效规范股东行为，从而防控金融风险。同时，他也在这个月推出了节目配套图书《陈志武金融通识课》。

这就是为什么人性加上未来固有的不确定性决定了金融泡沫、金融危机总会发生，而且很多时候是应该发生。1986 年研究生毕业后，陈志武在国防科技大学政治教研室工作了半年，准备去美国耶鲁大学读社会科学的博士。为什么即使法治发展不到位也能发展出大银行，但资本市场却不然？ 陈：因为大银行相对来讲，通过政府的行政权力控制可以把它做成一定规模。因为整天饿肚子、整天生病没办法治的时候，你就被迫、不得不求助于别人、将就别人，放弃自己的权利。

受 1980 年代启蒙气氛感染，陈志武当时读了包括走向未来丛书和商务印书馆西方经典名著在内的许多书，其中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书。访谈中，陈志武大多时候很平静，像给学生上课一样侃侃而谈，只有为数不多几次讲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语调略微上升，激动起来。

正因为成就来得太快，也相对轻松，容易带来非理性亢奋，得出错误结论，这不仅使我们容易把成功的功劳全归结于自己，而且也让我们得出诸如‘发展跟法治无关、‘经济增长跟产权保护无关、‘民主宪政只是少数知识分子的抽象诉求等短视性结论。这个角度不应该被忽视。我看你书里还提到了日本 1980 年代房地产泡沫的历史。因为到时候你卖不出去，反正有政府帮你来去库存。

禁止金融发展、金融监管限制越多，对于普通老百姓阶层来说，他们要做出的牺牲就越大。2、人类最后很难避免金融危机，而且甚至于不应该避免 Q：今年是 2008 年金融危机 10 周年，很多人也在讨论。当然，我以前也谈到，实际上人类社会到目前为止，总的来讲，从原始社会到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到现在信息社会、互联网时代，消费差距实际上没有太多恶化。房子流动性很差，这对年轻人搬家来说非常不方便。

10 年前，陈志武在中国出了两本文集——《非理性亢奋》和《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能不能具体讲讲？ 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买房子、投机、投资，还是做企业，包括子女教育，我们都知道你这一次这样做了，（下次还会再来）。

但陈志武觉得，如果没有全球化贸易秩序和成熟工业技术，所谓的中国奇迹根本不可能，很多人只是在非理性亢奋。另外，他也从事过一些金融实业，是 Zebra Capital Management 三名创始合伙人之一。

Q：不过问题在于，很多人都觉得，我们并不追求结果平等，但现在机会很不平等，权力和资本扭曲了许多资源和机会，竞争很不充分。道德风险就是我今天表面上看是帮了你，把你这个银行、企业救下来，但对整个社会和这些当事人来说，实际上是害了大家。所以过去对金融市场的认识、金融通识的认知，对自由市场的认知，都是被忽视。这样的话，在宣张个人权利、个人自由这方面，你才可以有真正的经济基础、金融基础。这样使得房地产供给有更多来源，房价有可能比较便宜。中国的改革经验恰恰证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经济、政治模式非但没有得到否定，反而得到了中国经验的支持。

5、中国资本市场搞不好，股市搞不好，其中很大原因就是工程思维还是唱主角，而不是金融思维、市场思维来唱主角 Q：现实问题太多，但时间有限，来不及问完，所以我最后想问两个历史相关的问题。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这些丰富的金融市场，到最后都可以让整个社会，不管是老百姓，还是企业、国家，都可以提供那么多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事业、国家安全也好，都可以提供很多不同的工具。这本身也说明消费差距在财富差距不断恶化的同时，并没有进一步恶化，反而是在缩小消费差距。

陈志武考了两次，终于考上了中南工业大学，专业是计算机。地方政府卖不出土地，那开支从哪里来？所以就禁止房地产价格往下跌。

那你怎么看贸易战的影响与未来？会有许多担忧吗？我看你去印度开会，相比之前，现在很多国家都提防中国、充满怀疑。但是，长久来说，越是这样做，就越把房地产泡沫吹得越大，使得以后更多的人，包括年轻人都高价买房以后，出现最后大跌概率就大大提升。你怎么看待中国大公司回归 A 股的行为？ 陈：我觉得对这些大的高科技公司来说，它们应该根据它们自己方方面面的考虑、需求来做回归还是不回归的决定。那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国际秩序、世界提供的和平环境是根本、基础性的东西。

正因为所有金融交易都涉及到未来，而未来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所以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就给金融市场参与者提供了很多想象空间。那时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30 周年纪念，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等词流行，许多中国人为此骄傲自豪。

如今贸易战升级、国际对中国态度根本转变，世界已经变换。原来（不是这样），潘石屹 1990 年代初就开始做起来房地产，他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钱。

他对《好奇心日报》感慨：今后我们不能够只是强调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在价值观上面也应该要跟世界进一步接轨。比如谈到回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感受时，他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还是有很多的规则要做调整，要改变大家的机会。

但是，我觉得这方面的监管有一些是继续过头了。因为如果没有观念上的全球化，没有观念上接轨，商业关系往往只能够做一锤子买卖，不能够长久持续。当时因为外汇控制很严，而考托福需要美元。像腾讯在香港联交所的估值非常高了。

所以这样一来，金融泡沫时不时会发生。你认为这些限制是合理的吗？怎么看？ 陈：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

目前已经批准和推出的这几家民营银行，我觉得这里面整个审批思路和审批过程是有很多值得商榷，甚至应该要去挑战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首先为了未来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必要在最基础层面开始做更多铺垫——高中生、大学生多多少少都应该有一些金融通识教育。

除了纯学术研究，陈志武也做了大量向公众普及金融和市场的知识、逻辑工作，有着较大影响力。担任过纪录片《华尔街》《货币》的学术总顾问，等等。